卷五 崛起之机 318章 悄悄地改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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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崛起之机318章悄悄地改变
“但是,各地议会可以在最高人数限制下递减,凡递减人数,其人头经费可拨付给该议会作办公经费,以示奖励,但递减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,譬如某若干城市议会,根据该地人口总数,最高可选110名议员,但因为各种因素,只选了99名出来,那么,其中11人的人头费可以拨付给该议会。”
武爱华最恨的是后世那种人浮于事的现象,机关人员越来越多,越减越多,行政成本、三公经费占用了绝大部分财政资源。一个公务员职位竟然有数千人去竞争,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
关于议员的问题,武爱华早就与蒋介石达成了共识,即中央议员实行全额工资,且不低;但地方议员则实行半额工资或津贴补助,其具体数字,根据各地消费水平,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就行。
当然,中央议员虽然实行“全额工资”即专业议员,但却允许在教育、文化、商业等行业兼职,前提是不得影响议员本职工作,前提是不得担任政府公务员。譬如某位法学家,他被选为中央议员,但他本人还可以担任某个法院的法官,但却不得担任法院院长,因为院长一职就带有公务员性质。
政务院总理周nl的汇报,让只是觉得麻烦的武爱华,心头一下子凉了半截。这个民国,典型的一个烂摊子啊!
先说钱。1938年中央预计财政收入为亿华夏元,但要保持正常开支得亿元;而且,这个开支还不含军队改编后大幅度增长的薪水。现在,中央财政欠各国外债和民间债务高达亿元,按现在的财政收入状态,整个民国不吃不喝,也需要还20年。即便闽粤两省将今年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后,也只能勉强维持政府运行,想要建学校、修路什么的,想都不要想。
再说基础设施。截止1937年底,全国建好的公路才81948公里,其中近45%的公路在闽粤两省;全国有铁路26937公里,主线21389公里,支线5548公里,其中近59%的铁路在闽粤两省。
再说教育。全国拥有各类大学89所,在校学生249800人;拥有高级中学981所,在校学生约60万;拥有初级中学2509所,在校学生约180万人;全国有各类小学12800余所,在校学生450万人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12%,其中女童入学率约为2%。
再说工业。1937年底(不含闽粤),全国产钢32933吨,产生铁98560吨,产煤399万吨;全国拥有城市产业工人277万人;全国工业增加值仅为亿华夏元。
再说民生。全国处于赤贫状态的失地农民约有亿人,2750万户;城市无恒产者无正常工作者5800万人;全国拥有各类孤儿约1000万人;每年仅死于贫困和疾病的孤儿就高达200万人。
最高监察院于佑任的汇报更是一点也不留情面。政府官员贪鄙成风,几乎很难找到不贪污之官员;少数不法商人与政府勾结,大发国难财,造成新的社会动荡;暗杀、绑架等案件层出不穷;土匪多如牛毛。最后,于佑任决然地说道,“这种情况,如再不加以改变,不要说列强侵略,就是民国自己也将把自己埋葬!”
听到这里,蒋介石脸色一变。这些,可都是他的“政绩”呢。
最高法院院长吴经熊到是没提出什么钱的问题,而是盯在“人”的问题上毫不动摇。吴经熊说,全国目前拥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人才不过1000余人,而要做到每个县级法院至少一个法官,每个县至少2个律师的话,全国至少需要5万法律专业人才。
……
总统府汇报会议结束之后,武爱华恍然一算,入主南京担任这个总统竟然差不多已经三个月了,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总统当得很憋屈,每日都很忙,但除了军队上的事情之外,却毫无建树。即便恍然一悟有武爱华,面对民国这付烂摊子,也不知从何着手。因为,在国防军时代,武爱华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,下面的人执行就行,可当了总统,所做的一切事情,所做的一切决定,都要于法有据。而政治问题从来就是扯皮不断,武爱华很不适应。
不过,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。
国防部长钟守富,在政务院各部首长里,各人能力可能偏下,但他对武爱华的指示执行得最为彻底。在双十节过后,钟守富就抱来了国防部近期工作计划,包括“海岸警卫队扩编计划”与“地方守备及预备役部队组建计划”,武爱华一看计划可行,就要求钟守富将计划交给政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改,然后交由中央议会讨论。
钟守富做出的计划很务实,需要政府层面做的事就是给钱,需要总统层面做的事就是给人。武爱华通过华南银行,给财政部注入了5亿华夏元的资金,但这笔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,原因是所有花钱的报告,不符合武爱华制定的花钱原则与要求。但钟守富的报告却符合武爱华的原则,因此,他的报告最先通过,最先获得财政拨款。
能够入主中央政府担任一部之长的人,其智商与情商都是冠绝天下之人。他们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并不说他们觉得武爱华因为钟守富的缘故而故意偏向国防部,而是直觉到国防部的报告里一定有符合总统需要的东西。
譬如,警察总署署长张学良,曾经的“副委员长”,仅次于蒋介石的人,其地位甚高,而这种地位,养成了他在做一件事情时,常常滋生“不服气”的心态。国防部的报告通过了,他很不服气。于是,他去把国防部的报告借来,反复阅读,并与警察总署的报告相比较,最终发现了一些不同。
第一个不同,在工作目标制定上,警察总署的报告,只有一个总的目标;而国防部的报告,除了总目标之外,还有很多分支目标、阶段目标。
第二个不同,警察总署的报告,说原则的多,说宏观的多;而国防部的报告,除了总则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外,其他的内容主要是实现目标的措施,以及当工作出现偏差时,如何及时发现与纠正。
第三个不同,则是落脚点不同,警察总署的目标,落在维护全国的治安上,这本来是正确的,但却明显是不够的;国防部的目标,除了完成相应的国防建设、地方部队管理、征兵、海岸守卫等任务外,重点还在于人,即要建设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防事业人才队伍。
第四个不同,同样与“人才”有关,警察总署的报告中,对如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不但很笼统,对于警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更是语焉不详;而国防部的报告中,对地方守备部队官兵、海岸警卫队官兵等,都有详细的考核要求,什么样的人可以升官,什么样的人可以奖励,什么样的人必须惩处等,都罗列得很细。
分析出这些原因后,素来感觉良好的张学良亲自到国防部登门拜访。两人在喝了几杯之后,张学良开始取经。
钟守富的名字虽然有一个“守”字,但其性格并不保守,见张学良不耻下问,他立即脸色一震,严肃地说道:“张将军(由军队转入警察部门的人,其军队中的军衔可以暂时保留),要说国防部的报告能够通过,其经验也只有四个字:换位思考!”
“换位思考?”张学良明显不理解这四个字。
“我讲一些这些年跟着总统一起共事的感觉吧。”钟守富换了一个角度,“在红军独立支队、独立纵队时期,总统就要求我们:在做事前,首先要考虑到为谁做这件事,为什么要做这件事?譬如在部队管理中,我们的管理制度针对的是士兵与中下级军队,那么,这样的制度士兵与中下级军队是否认同,是否喜欢?假如不喜欢,不认同,这种制度就有问题,因为即便执行下去,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在部队中,我们有一个原则,就是士兵工作都要坚持一切为了士兵,一切依靠士兵,只有广大士兵说好才是真的好!而要制定出这样的制度,就不能站在高级军官的角度看问题,而要站在普通士兵的角度看问题。”
“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要关心士兵生活疾苦,研究士兵思想与心理,维护士兵的基本权益。”
“你们真的是这样做的?”张学良大吃一惊,他也是带兵的人,可是,这样的话,又如何做到部队统一呢。
“这个,你可以去国防军原来的老部队问问。也许,张将军会担心到长官的权威、军令的执行等。事实上,这根本就不存在问题,在军令上,我们国防军同样认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价值理念,而且我们还提出了理解的要执行,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要求。”
“那个,钟将军(钟守富为四星上将),你能不能为警察总署支个招?”张学良算是听懂了一些,但还没真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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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崛起之机318章悄悄地改变
“但是,各地议会可以在最高人数限制下递减,凡递减人数,其人头经费可拨付给该议会作办公经费,以示奖励,但递减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,譬如某若干城市议会,根据该地人口总数,最高可选110名议员,但因为各种因素,只选了99名出来,那么,其中11人的人头费可以拨付给该议会。”
武爱华最恨的是后世那种人浮于事的现象,机关人员越来越多,越减越多,行政成本、三公经费占用了绝大部分财政资源。一个公务员职位竟然有数千人去竞争,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
关于议员的问题,武爱华早就与蒋介石达成了共识,即中央议员实行全额工资,且不低;但地方议员则实行半额工资或津贴补助,其具体数字,根据各地消费水平,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就行。
当然,中央议员虽然实行“全额工资”即专业议员,但却允许在教育、文化、商业等行业兼职,前提是不得影响议员本职工作,前提是不得担任政府公务员。譬如某位法学家,他被选为中央议员,但他本人还可以担任某个法院的法官,但却不得担任法院院长,因为院长一职就带有公务员性质。
政务院总理周nl的汇报,让只是觉得麻烦的武爱华,心头一下子凉了半截。这个民国,典型的一个烂摊子啊!
先说钱。1938年中央预计财政收入为亿华夏元,但要保持正常开支得亿元;而且,这个开支还不含军队改编后大幅度增长的薪水。现在,中央财政欠各国外债和民间债务高达亿元,按现在的财政收入状态,整个民国不吃不喝,也需要还20年。即便闽粤两省将今年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后,也只能勉强维持政府运行,想要建学校、修路什么的,想都不要想。
再说基础设施。截止1937年底,全国建好的公路才81948公里,其中近45%的公路在闽粤两省;全国有铁路26937公里,主线21389公里,支线5548公里,其中近59%的铁路在闽粤两省。
再说教育。全国拥有各类大学89所,在校学生249800人;拥有高级中学981所,在校学生约60万;拥有初级中学2509所,在校学生约180万人;全国有各类小学12800余所,在校学生450万人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12%,其中女童入学率约为2%。
再说工业。1937年底(不含闽粤),全国产钢32933吨,产生铁98560吨,产煤399万吨;全国拥有城市产业工人277万人;全国工业增加值仅为亿华夏元。
再说民生。全国处于赤贫状态的失地农民约有亿人,2750万户;城市无恒产者无正常工作者5800万人;全国拥有各类孤儿约1000万人;每年仅死于贫困和疾病的孤儿就高达200万人。
最高监察院于佑任的汇报更是一点也不留情面。政府官员贪鄙成风,几乎很难找到不贪污之官员;少数不法商人与政府勾结,大发国难财,造成新的社会动荡;暗杀、绑架等案件层出不穷;土匪多如牛毛。最后,于佑任决然地说道,“这种情况,如再不加以改变,不要说列强侵略,就是民国自己也将把自己埋葬!”
听到这里,蒋介石脸色一变。这些,可都是他的“政绩”呢。
最高法院院长吴经熊到是没提出什么钱的问题,而是盯在“人”的问题上毫不动摇。吴经熊说,全国目前拥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人才不过1000余人,而要做到每个县级法院至少一个法官,每个县至少2个律师的话,全国至少需要5万法律专业人才。
……
总统府汇报会议结束之后,武爱华恍然一算,入主南京担任这个总统竟然差不多已经三个月了,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总统当得很憋屈,每日都很忙,但除了军队上的事情之外,却毫无建树。即便恍然一悟有武爱华,面对民国这付烂摊子,也不知从何着手。因为,在国防军时代,武爱华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,下面的人执行就行,可当了总统,所做的一切事情,所做的一切决定,都要于法有据。而政治问题从来就是扯皮不断,武爱华很不适应。
不过,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。
国防部长钟守富,在政务院各部首长里,各人能力可能偏下,但他对武爱华的指示执行得最为彻底。在双十节过后,钟守富就抱来了国防部近期工作计划,包括“海岸警卫队扩编计划”与“地方守备及预备役部队组建计划”,武爱华一看计划可行,就要求钟守富将计划交给政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改,然后交由中央议会讨论。
钟守富做出的计划很务实,需要政府层面做的事就是给钱,需要总统层面做的事就是给人。武爱华通过华南银行,给财政部注入了5亿华夏元的资金,但这笔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,原因是所有花钱的报告,不符合武爱华制定的花钱原则与要求。但钟守富的报告却符合武爱华的原则,因此,他的报告最先通过,最先获得财政拨款。
能够入主中央政府担任一部之长的人,其智商与情商都是冠绝天下之人。他们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并不说他们觉得武爱华因为钟守富的缘故而故意偏向国防部,而是直觉到国防部的报告里一定有符合总统需要的东西。
譬如,警察总署署长张学良,曾经的“副委员长”,仅次于蒋介石的人,其地位甚高,而这种地位,养成了他在做一件事情时,常常滋生“不服气”的心态。国防部的报告通过了,他很不服气。于是,他去把国防部的报告借来,反复阅读,并与警察总署的报告相比较,最终发现了一些不同。
第一个不同,在工作目标制定上,警察总署的报告,只有一个总的目标;而国防部的报告,除了总目标之外,还有很多分支目标、阶段目标。
第二个不同,警察总署的报告,说原则的多,说宏观的多;而国防部的报告,除了总则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外,其他的内容主要是实现目标的措施,以及当工作出现偏差时,如何及时发现与纠正。
第三个不同,则是落脚点不同,警察总署的目标,落在维护全国的治安上,这本来是正确的,但却明显是不够的;国防部的目标,除了完成相应的国防建设、地方部队管理、征兵、海岸守卫等任务外,重点还在于人,即要建设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防事业人才队伍。
第四个不同,同样与“人才”有关,警察总署的报告中,对如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不但很笼统,对于警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更是语焉不详;而国防部的报告中,对地方守备部队官兵、海岸警卫队官兵等,都有详细的考核要求,什么样的人可以升官,什么样的人可以奖励,什么样的人必须惩处等,都罗列得很细。
分析出这些原因后,素来感觉良好的张学良亲自到国防部登门拜访。两人在喝了几杯之后,张学良开始取经。
钟守富的名字虽然有一个“守”字,但其性格并不保守,见张学良不耻下问,他立即脸色一震,严肃地说道:“张将军(由军队转入警察部门的人,其军队中的军衔可以暂时保留),要说国防部的报告能够通过,其经验也只有四个字:换位思考!”
“换位思考?”张学良明显不理解这四个字。
“我讲一些这些年跟着总统一起共事的感觉吧。”钟守富换了一个角度,“在红军独立支队、独立纵队时期,总统就要求我们:在做事前,首先要考虑到为谁做这件事,为什么要做这件事?譬如在部队管理中,我们的管理制度针对的是士兵与中下级军队,那么,这样的制度士兵与中下级军队是否认同,是否喜欢?假如不喜欢,不认同,这种制度就有问题,因为即便执行下去,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在部队中,我们有一个原则,就是士兵工作都要坚持一切为了士兵,一切依靠士兵,只有广大士兵说好才是真的好!而要制定出这样的制度,就不能站在高级军官的角度看问题,而要站在普通士兵的角度看问题。”
“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要关心士兵生活疾苦,研究士兵思想与心理,维护士兵的基本权益。”
“你们真的是这样做的?”张学良大吃一惊,他也是带兵的人,可是,这样的话,又如何做到部队统一呢。
“这个,你可以去国防军原来的老部队问问。也许,张将军会担心到长官的权威、军令的执行等。事实上,这根本就不存在问题,在军令上,我们国防军同样认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价值理念,而且我们还提出了理解的要执行,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要求。”
“那个,钟将军(钟守富为四星上将),你能不能为警察总署支个招?”张学良算是听懂了一些,但还没真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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